证监会查处证券违法案件时，违法所得究竟该怎么算？这个看似技术性的问题，直接影响着罚款金额的高低乃至案件的最终走向。
4月17日，证监会就《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7日。
《办法》首次对证券期货违法案件违法所得的计算规则作出系统性规定，核心看点有三。
其一，明确“盈亏不相抵”原则。当事人实施两个以上独立违法行为，既有盈利也有亏损的，不得相互抵扣。这一规则在操纵市场案件中尤为关键——以往是盈是亏、盈亏能否相抵，计算结果可能天差地别。
其二，将违法类型区分为交易类与非交易类两大类。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等交易类违法，原则上以“交易获利或避损”作为违法所得；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非交易类违法，则以“违法行为收入”作为违法所得。
其三，对案件中尚未卖出的“余券”如何计价作出统一规定。数量基准日锁定在违法行为影响消除或违法行为结束后第五日，价格基准日同步统一，内幕交易按内幕信息公开后打开涨跌停板日起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算，操纵行为按操纵行为结束后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算。
这些规则看似是“算账”的技术细节，实则直接关系到罚没金额的多寡、执法的统一性，以及当事人有没有空间通过技术性操作来“做低”违法所得。
盈亏不相抵
当事人实施数个违法行为，有的赚钱、有的亏钱，计算违法所得时能否盈亏相抵？这是《办法》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之一。
《办法》给出的答案是：不能相抵。对于两个以上独立的违法行为，分别计算违法所得，彼此盈亏不得抵扣。
这一问题在操纵市场案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。一个典型的场景是：当事人先后对多只股票实施操纵，有的操作获利丰厚，有的则亏损出局。如果允许盈亏相抵，最终认定的违法所得可能是盈亏冲抵后的净值；如果不允许相抵，则只看盈利部分的总额。两种算法得出的结果差异巨大，直接影响后续罚款的计算基准——根据证券法，罚款金额与违法所得存在倍数对应关系。
《办法》选择“盈亏不相抵”，主要基于三层考量。其一，当事人实施数次违法行为，社会危害性显然大于单次违法，理应在违法所得认定上体现从严导向。其二，现有执法实践已采纳“以盈亏不相抵为原则”，此次是将其从执法惯例上升为明文规则。其三，如果允许盈亏相抵，可能为当事人留下人为调节违法所得的操作空间。比如，当事人在被查处期间故意实施一笔“亏损”的操纵交易，用以冲抵前期的盈利，从而降低违法所得总额。
余券如何计价
违法所得的计算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：卖出了多少、卖了什么价。但对于案件查处时尚未卖出的“余券”，既没有实际成交价，数量也处于浮动状态，如何确定其价值就成了执法的难点。
《办法》对此给出了清晰的操作标准。在数量端，将余券的数量基准日规定为“违法行为影响消除或违法行为结束后第五日”。
之所以选择第五日而非当日或次日，主要是为了减少基准日的随机性和偶然性，同时确保与违法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为紧密。如果以当日收盘时点为基准，可能因市场短期剧烈波动导致余券数量失真；间隔太久又可能混入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其他因素。
数量确定之后，以哪个日期的价格来计算余券的基准价值同样关键。《办法》将价格基准日和数量基准日予以统一，并根据违法类型分别设定价格取值方式：内幕交易案件，按照内幕信息公开后打开涨跌停板日起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作为余券基准价格；操纵市场案件，按照操纵行为结束后5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作为余券基准价格。
这一安排有几个优点。第一，5个交易日的均价能够平滑单日极端波动带来的偏差，使余券估值更趋平稳。第二，如果涉案证券后续出现连续涨跌停的极端情况，5日均价也不至于和违法行为结束时的价格偏离过大，避免估值严重失真。第三，统一标准后，压缩了执法裁量的模糊空间，同类案件的余券计价有了可比性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余券计价的规则直接影响违法所得金额，而违法所得又是罚款的计算基数。以一个做多操纵市场案件为例，假设当事人操纵结束后仍持有大量余券，股价在随后5个交易日持续下跌，按5日均价计算的余券价值将显著低于操纵期间的高位价格，违法所得相应减少，罚款也随之降低。反之亦然。
两类违法分轨计算
证券期货违法行为类型繁多，有的涉及买卖交易，有的则与交易无关。《办法》的一大基础性安排，是将违法类型划分为交易类与非交易类两大类，分别适用不同的违法所得计算逻辑。
交易类违法行为包括内幕交易、操纵市场、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以及其他交易类违法行为。对于此类案件，原则上以“交易获利或避损”作为违法所得，同时扣除与交易直接相关的成本和税费；部分情况下还包括获取的其他经济利益。“避损”指的是因违法行为避免了本应承担的损失，其计算逻辑与“获利”对称——相当于将避免的损失视同为收益。
非交易类违法行为则包括证券公司违法承销证券、编造传播虚假信息、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法等情形。对于此类案件，原则上以“违法行为收入”作为违法所得，不涉及成本和税费的扣除问题。
举例来说，某机构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收取了“公关费”或通过引流获利，这笔收入本身即为违法所得；证券公司违规承销证券收取的承销费，同样全额计入。
这一“分轨制”安排的核心逻辑在于：有交易行为的，违法所得体现为交易产生的净收益；没有交易行为的，违法所得直接体现为违法行为带来的收入。两种计算路径分别匹配各自的违法特征，避免了“一刀切”带来的计算偏差。
从执法实践看，交易类案件长期面临违法所得计算口径不统一的困扰。有的案件扣除了融资融券利息，有的没有扣除；有的将印花税、佣金纳入成本，有的则忽略不计。《办法》此次明确“扣除与交易直接相关的成本和税费”，为执法提供了统一标尺，也使得同类案件的违法所得计算更具可比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办法》还规定了违法所得的计算时点。对于持续性的违法行为，违法所得计算至违法行为终止之日；对于有连续交易行为的，按“先进先出”原则匹配买卖对应关系。这些细节安排看似技术性，实则是确保计算结果客观、可验证的关键支撑。
从整体框架看，《办法》构建了“分轨计算定基调、盈亏不相抵划红线、余券计价立标尺”的三重规则体系，覆盖了违法所得认定的主要争议场景。随着征求意见结束并最终落地股票配资公司，证券违法案件的违法所得计算将步入更为有章可循的精细化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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